除了商议国是，两会无疑也是业界与政策博弈的好时间。
政协会议开幕第二天，40余位医药界委员就联合行业全部24家学会、协会，签署了多项联名提案。
上述联名提案称，应该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，归还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权和定价权；同时，建议尽快完善药品评价规则，不再设置原研药质量层次，取消外资企业原研药实施特殊定价政策，将已过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纳入仿制药的药品进行竞价。
“一个创新的药品从研发一直到拿到生产许可证，大约有7年时间，进入医保大约有5年时间，很多药企可能就死在路上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康乃尔董事长宋治平表示，这些创新药进入医保后又面临招标问题，门槛太多，中标后各医院面临的收费也是问题，有关部门应该在这些方面给创新药、民族药一个更好的配套措施。
外资扩张
“新医改这几年，实际是中国医药企业的整合期。”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一位副会长坦言，众多政策导致中小药厂被兼并，提升了制药工业集中度。但四年后的现状是，有实力继续发展的中国药企，急需得到政策的庇佑和扶持——跨国药企已把战场摆到了家门口。
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、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介绍，2012年，虽然中国医药工业的主营业务收入、实现利润总额和出口交货值都在增长，但涨幅却在下降，与上一年度相比，销售收入、实现利润总额和出口交货值的涨幅分别下降了8.65%、2.84%、9.67%。
与此同时，外企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，据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介绍，通过他们对全国三级甲等医院使用西药的调研发现，跨国公司、合资企业生产的已经占到了70%。而且近十年间，全球15家*大的跨国医药集团都已进军中国，并把研发中心搬到了这里，在中国的科研支出年增幅达22.5%。
跨国医药集团在中国的扩张，之前是通过对某个药品品种的收购，现在则直接收购企业。在业态的发展上，之前对西药感兴趣，目前也已转到了中药方面。据了解，2012年中药产值是4200亿，占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的28%，
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星医药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和一些代表委员均表示，中国是仿制药大国，在走向原研过程中，本身需要扶持，如果政策扶持较弱，将来无法与跨国药企竞争，中国的老百姓也只能继续吃国外的高价药，中国医疗费用的支出将会成为中国重要的财政支出负担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集团董事长闫希军建议，取消外资企业原研药实施特殊定价政策，同时对国内医药产业建立和提高对质量、临床疗效的观察、评价体系。
张伯礼也表示，对跨国集团和“洋药”的保护、倾斜政策应该终止，世界其他国家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保护期，应该把国内国外企业放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。
政府角色
对于完成了药品创新和仿制的医药企业来说，对他们制约*严重的则是招标采购程序，以及争论中的“二次议价”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东科集团董事长赵东科认为，普药招标要实行改革，政府的一只手在招标采购降低价格，一只手却在“推高”价格，如原研药单独定价、优质优价、医院的采购托管等，都使得药价偏高。
而另一方面，价格偏低、存在质量风险的药品医院不敢用，没有利润空间的医院不愿用；药价虚低转而提高药事服务价格，则成为病人看病贵的推手；利润进一步压榨导致药企生存困难。在他看来，通过对药价的调控，现在医院、病人和药企都站在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。
因此，赵东科认为，日用量在5元以下的药品省去招标采购的环节。这样在招标采购中先撕开一个口，逐渐取消招标环节，让医院和药企以市场方式谈判。“招标方面，我个人认为从方向上就错了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葵花药业董事局主席关彦斌认为，目前医药招标采购基本上是以政府为导向，招标成了市场的二次准入，但是政府又不完全说了算，因为二次准入之后又面临着二次议价。
他认为，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是平等竞争的主体，可以公开议价。政府可以把这部分钱直接补给消费者，靠市场经济来调节矛盾。“二次议价之所以形成，是政府在整个医改中的角色定位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认为，现在招投标本身就是政府搭建了平台，代表医疗机构去参投，但政府又要市场化运作，又要自身参与，政府代表着几方与制药企业进行博弈，这本身就很矛盾。“政府可以作为*大的资源配置者出现，但资源配置者出现的话，政府要把医药产品的提供者作为其中一方，而不是作为对立面。”朱文臣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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